李导游是个寡言的人，在平壤的街道上，他总是把游客的目光引向那些宏伟的纪念碑和干净整洁的主干道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的旅游车抛锚在平壤以北三十公里的小村庄旁。
那是一个十一月的下午，寒风已经开始割人。司机下车修理时，我递给李导游一支烟，他犹豫了一下，接了过去。
“这里的冬天，很难熬吧？”我随口问道，望着路边低矮的土坯房。
李导游深深吸了口烟，烟雾在寒风中迅速消散。“在平壤外，”他停顿了很久，目光看向远方，“普通人期待的是每顿饭都能有肉的日子。”
他说话的声音很轻，却被寒风清晰地送到我的耳边。
旅游车修好后，李导游似乎变了个人。第二天行程结束，他低声问我：“你想看看真正的朝鲜吗？不是平壤的朝鲜。”
我跟着他坐上公交，一路向北。窗外，平壤的光鲜逐渐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泥泞的道路和衣着朴素的行人。两小时后，我们在一个无名小镇下车。
展开剩余78%“这是我姑姑家。”李导游说，领着我穿过狭窄的巷子。
姑姑姓金，五十多岁，脸上刻满了比实际年龄更深的皱纹。她的家是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，泥土地面，唯一的窗户用塑料布封着。屋里最显眼的是墙上的领袖画像，下面是一个小小的炭火盆，散发出微弱的热量。
金姑姑看到我们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即是真诚的喜悦。她忙着用珍贵的茶叶为我们泡茶，那茶叶只有一小撮，泡出的茶水几乎透明。
“明天是小哲的生日。”李导游低声告诉我。小哲是他表弟，八岁的男孩，正趴在唯一的桌上写作业，铅笔短得几乎握不住。
“小哲想要什么生日礼物？”我问。
男孩抬起头，眼睛很亮：“我想要吃肉。”
他说得那么自然，仿佛在说要一块糖。金姑姑的表情瞬间凝固，随即勉强笑了笑：“这孩子...”
那晚，我在他们家中过夜。李导游告诉我，金姑姑的丈夫五年前在煤矿事故中去世，她靠在小镇工厂缝制军服维生，每月收入大约相当于三美元。小哲每天要走四公里去学校，午餐通常是两个小土豆。
“肉呢？”我问。
“每人每月定量200克猪肉，但去年十月以来，已经有三个月没供应了。”李导游的声音在黑暗中显得格外平静，“他们上次吃肉，是国庆日那天，厂里发了一点肉渣，做成了汤。”
凌晨，我被压抑的咳嗽声惊醒。金姑姑蜷缩在角落里，肩膀剧烈抖动，却用手死死捂住嘴，怕吵醒我们。李导游也醒了，他轻声说：“她的肺一直不好，买不起药，冬天总是最难熬的。”
第二天一早，李导游不见了。两小时后他回来，手里提着一小条猪肉——不到半斤，却花掉了他半个月工资。
金姑姑看到肉，眼泪突然涌了出来，她转过身去，肩膀微微颤抖。小哲则睁大眼睛，一眨不眨地盯着那条肉，仿佛那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。
烹饪的过程像一场仪式。金姑姑小心地切下三分之一，把剩下的用盐腌起来，吊在房梁上——那是他们未来一个月的蛋白质来源。切下的肉被剁成碎末，和大量白菜、萝卜一起煮。肉的香气渐渐弥漫整个屋子，小哲坐在锅边，眼睛一刻也不离开。
肉汤煮好了，金姑姑先盛了一碗递给我，我推辞不过，接了过来。汤很稀，几乎看不到油星，几粒肉末沉在碗底。但小哲喝汤时那种全神贯注的表情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——他小口小口地啜饮，每一口都在嘴里停留很久，仿佛要留住每一丝味道。
“好好读书，”金姑姑摸着小哲的头，“以后去平壤，那里的人天天都能吃肉。”
小哲抬起头，认真地问：“妈妈，平壤的孩子，是不是冬天也不会咳嗽？”
金姑姑别过脸去，没有回答。
离开时，我把身上所有的朝鲜元和美元都塞在枕头下，还有一盒从中国带来的感冒药。李导游看到了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深深鞠了一躬。
回平壤的路上，我们沉默了很久。窗外，冬天的田野一片灰黄，偶尔能看到弯腰拾柴的老人。
“谢谢你。”李导游突然说。
我摇摇头：“我什么都做不了。”
“你看到了，”他看着窗外，“这就够了。大多数人来朝鲜，只看到平壤的光鲜。他们不知道，在这里，普通人用一生期待每顿饭都有肉的日子，用整个夏天储备勇气，面对又一个难熬的冬天。”
车进平壤，高楼大厦重新映入眼帘。李导游整理了一下制服，又变回了那个专业、寡言的导游。但我知道，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了。
最后一晚，我在酒店阳台望向北方。我想象着三十公里外，那间小屋里，一锅肉汤如何支撑一个家庭度过又一个冬天；一个八岁男孩的生日愿望，如此简单又如此奢侈。
回国后，每当我面对丰盛的食物，总会想起小哲喝汤时的表情。在世界的某个角落，“每顿饭都有肉”仍然是一个需要期待的未来配资网配资指数，而冬天，总是难熬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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